《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》（三卷本）是一部教育巨著，有550余万字，囊括了全国各地26个民族的教育史，是一项浩繁的编写工程。单从这一点来说，它就具有艰巨性、首创性和填补空白的意义。
上下五千年中华民族的历史，是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；中华民族的教育事业，也是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事业。离开55个少数民族的艰苦卓绝的奋斗，不可能有今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繁荣；离开55个少数民族的共同努力，也不可能有今日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辉煌。因此，编写历史应有少数民族史的地位。纂修中国教育史就应有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的光辉篇章。从这一点说，《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》实属还了历史欠债之举，也是破天荒的滥觞之作。它的出版，为中国教育史的科学体系，拓展出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，历史越往后发展，就越会显示出它的威力和价值。
众所周知，修史是一件极为艰苦的事情，何况是修从未有过的少数民族教育史。我国少数民族及其教育，向来发展极不平衡，对其教育史的研究更是落后。不少民族的史料，既缺古典文献可考，又乏口头材料可录。在文献资料不多，甚至一片荒漠的条件下来做这么大的文章，是要有一点拓荒精神，一点追求真理的勇气的；也是需要一点吃苦耐劳、甘于坐冷板凳的学者风格的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有一些而立之年的年轻人，没有被金钱诱惑，甘于清贫、寂寞，投身修史事业，确实不容易。
修史，最要讲究史料的真实与翔实。突出一个“实”字。《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》洋洋数百万言，在史料欠缺条件下，仍然做到了这一点，可谓难得，其材料也就很珍贵。它筛选掉不确实的传说，精选可靠之言；它作多角度的比较，选其实者、要者用之。比如云南有好几个民族———基诺族，纳西族摩梭人等，都有“孔明南征”到过本地开发的传说，并以“孔明帽”、“孔明灯”等为佐证。而这一文字史时期的史话，却不见文献的确切记载，就值得考证商榷，不宜作史实讹传下去。但民族的史前传说，如本民族从“葫芦人”长出，老大是本民族，老二、老三是其他民族，都把本民族放在第一位等，这就可以用来佐证本民族是当地土著民族之原始史。由于民族教育史的文献资料少，有些作者只得运用田野调查法，采访民族长者，听其口传、唱史，从纷繁杂乱的口头材料中去“淘金”，终于写出实实在在，翔实可靠的教育史书。这又是一个值得称道的特点。
修史不是写“志”，它要求有史有论，论史统一。《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》能做到以马克思主义史学观为指导，对一些重要的史实，都作了分析、评价和讨论，恰如其分地在史的基础上作论，在论的指导下修史。比如，蒙古族古代有一位在文字教育上作出杰出贡献的大师萨班，他著书立说，竟有19种之多，内容涉及宗教历史、语言文学、医学、音乐艺术，还有诸多宝贵的教育思想伦理等；同时又收徒讲学，其成大器者颇多。书中对他作了准确的、有分寸的评价和论述，称之为教育理论家和教育实践家，这就突出了修史的特色。又如彝族的“毕摩”，对其在历史上的传播文化、教化民族的作用，作出分析与肯定。对各民族的宗教的影响与教育作用，作了阐述与评论，等等。都体现了修史的要求和标准。
《中国少数民族教育史》还有两个特点：一是有新意；二是有借鉴作用。如古代毕摩的考核制度和方法、基诺族的原始社会教育内容和方式、藏族古代的有文字的医药学、天文历算教育以及现代的异地培养教育等，其材料都比较新颖，其经验也可借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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